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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是昆虫纲鳞翅目（Lepidoptera）中一个演化地位特殊的单系群。目前全球已知的蝴蝶种类约为18,500种~20,000种。在演化史上，蝴蝶被认为是约一亿年前从夜行性的蛾类中脱颖而出，为了占据日间传粉者的生态位而演化出的白昼活动分支。在支序分类学中，蝴蝶下分凤蝶科、蛱蝶科、粉蝶科、灰蝶科、弄蝶科及喜蝶科等主要科级类群。©Linda Wong 摄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海潮天下·导读】
2026年3月23日，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50多位科学家在Conservation Letters上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正式推出了全球首个“蝴蝶指数”（Global Butterfly Index）。该研究整合了1990~2023年间超过45,000个种群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北美蝴蝶在过去25年间下降了63%。这项研究在理论层面的贡献在于：它将蝴蝶提升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变化的“核心指标”，类似于脊椎动物的“地球生命力指数”（LPI）。它旨在借助这类昆虫的“魅力”，推动各国政府在昆虫多样性保护上的政策制定。
【海潮天下·导读】
2026年3月23日，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50多位科学家在Conservation Letters上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正式推出了全球首个“蝴蝶指数”（Global Butterfly Index）。该研究整合了1990~2023年间超过45,000个种群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北美蝴蝶在过去25年间下降了63%。这项研究在理论层面的贡献在于：它将蝴蝶提升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变化的“核心指标”，类似于脊椎动物的“地球生命力指数”（LPI）。它旨在借助这类昆虫的“魅力”，推动各国政府在昆虫多样性保护上的政策制定。
本文约9400字，阅读约18分钟
编译 | 海潮天下
长期以来，全球昆虫数量的下降趋势虽受到许多关注，但由于缺乏大跨度的种群监测数据，科学界在衡量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达成进度时始终面临障碍。2026年3月下旬，由英国生态与水文学中心（UKCEH）牵头的国际专家团队在《保护通讯》上发表研究，首次计算出“全球蝴蝶指数”。这一指标整合了全球范围内的蝴蝶种群趋势，为评估昆虫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也为其他昆虫类群的监测建立了模型。
根据这项涵盖23个国家、50多位科学家协作的研究显示，目前全球仅有约5%的蝴蝶物种有长期监测记录，而整个昆虫纲的监测覆盖率仅为1%左右。数据的严重匮乏，让评估物种生存状况变得极为困难。作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传粉者和食物链环节，蝴蝶对环境变化高度敏感，其种群动态直接反映了乡村及自然栖息地的健康水平。
UKCEH的生态学家戴维·罗伊教授指出，建立蝴蝶指数的初衷之一，是利用蝴蝶作为“旗舰物种”的公众影响力，激发社会对生物多样性监测的关注，从而推动栖息地维护和改善的实际行动。
该研究分析了1990~2023年间，分布在37个国家、3636个监测点的1055种蝴蝶，累计涉及45492条种群时间序列数据。计算模型借鉴了衡量脊椎动物丰度变化的“地球生命指数”。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由于全球数据分布不均导致整体趋势存在不确定性，但在过去的25年里，受监测的蝴蝶数量平均下降了24%。其中，北美地区的减幅尤为显著，蝴蝶种群数量在这一时段内萎缩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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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温怪蓝蝶（学名：Polyommatus eriwanensis）是一种生活在亚美尼亚海拔1200~2200米石灰岩草原上的特有蝴蝶。这种小昆虫生活习性规律，每年6月中旬~7月中旬是其固定的飞行期，其幼虫对食物非常挑剔，主要以黄芪属植物为食。作为亚美尼亚宝贵的自然遗产，它在当地被视为“蓝蝶”，象征着自然与文明的和谐共处，但因其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已被列入亚美尼亚红色名录的“濒危”级别。正是这种微小而坚韧的生命力，使其成为连接本土生态保护与国际政策的纽带，并被选为2026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BD COP 17）的标志原型，承担起守护自然的新使命。上图是一只埃里温怪蓝蝶的雄性个体翅膀腹面观。摄影：Zeynel Cebeci （CC BY-SA 3.0）
Marine Biodiversity
全球蝴蝶指数与昆虫监测的现实困境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追踪物种种群数量的变化是评估生态健康的核心手段。种群丰度作为一项关键的生物多样性变量，直接反映了物种的繁殖状况、生境承载力以及其对生态系统功能的贡献。尽管《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 #昆蒙框架）已明确将维持种群丰度列为核心目标，但目前,全球范围内高质量、长周期的监测数据依然匮乏，且在地理分布和分类覆盖上存在严重偏差。
长期以来，生物种群数据的收集高度偏向于脊椎动物。通过整合鸟类、两栖类、爬行类、鱼类和哺乳动物的数千条时间序列数据，科学界构建了“地球生命指数”（LPI）。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指数在引导公众舆论和协助政府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昆虫虽然占陆生生物物种的70%以上，并承担着传粉、分解和食物网支撑等关键生态功能，却在保护议程中长期被忽视。由于不同分类群对环境压力的反应各异，仅通过脊椎动物的趋势来推测昆虫的状况往往具有误导性。
近年来，部分研究报道了局部地区昆虫数量下降的现象，这引发了科学界的广泛担忧。然而，由于昆虫种类繁多、鉴定门槛高，且种群数量在不同时间尺度上波动剧烈，建立全球性的监测体系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目前，标准化的长期监测项目主要集中在少数高收入国家，因为这类项目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和专业的分类学知识。这种对生态基石物种认知的缺失，已成为当前保护生物学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矛盾。
为了突破这一瓶颈，科学家建议将蝴蝶作为构建全球昆虫监测基础设施的优先类群。蝴蝶具有较长的监测传统，且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较高的公众认可度，这有利于提升科学传播的效果并争取政策支持。虽然蝴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昆虫类群，但其作为环境变化指标的有效性已得到广泛验证。通过扩展现有的蝴蝶监测网络，可以利用已有的空间和分类数据，参照“地球生命指数”的方法构建首个全球昆虫种群丰度指标。
目前的研究重点在于评估过去30年间蝴蝶监测工作在空间覆盖和分类上的演演进。科学界借助对这些种群趋势的分析，试图勾勒出建立高效、具有代表性的全球监测网络的路径。这一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为执行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必要的实证基础，从而更有效地识别并应对昆虫种群衰退带来的风险。
▲上图：全球蝴蝶监测样本的物种代表性分析。本图展示了六项关键性状（[a] 科属分布、[b] 展翅宽度、[c] 扰动亲和力、[d] 飞行期长度、[e] 世代发育类型、[f] 水分环境偏好）评估了现有监测样本与全球已知蝴蝶性状库（LepTraits）的偏差。左侧插图（Count）对比了采样物种（绿色）与全球已知物种的总数；右侧插图（Proportion）则反映了各类别在样本中的占比。数据表明，现有监测显著偏向于中等体型、飞行期长、常出现在受干扰生境以及属于蛱蝶科与粉蝶科的物种。注：由于右侧比例图的基准总值均为1.00，为便于观察细节，y轴截取至0.25。论文出处：Riva F, Schmucki R, Cooke R, et al.(2026)
▲上图：基于“地球生命指数”（LPI）算法的单世代蝴蝶种群分析。左侧插图（a）显示了样本中所有物种指标的整体下降趋势；中间插图（b）反映了对干扰具有规避倾向的敏感物种，其衰退程度更为剧烈；右侧插图（c）则展示了适应湿润（Mesic）及干旱（Xeric）生境的物种同样面临显著的种群缩减。该结果证实了生境偏好与水分适应性是预测全球变化下蝴蝶种群脆弱性的关键指标。论文出处：Riva F, Schmucki R, Cooke R, et al.(2026)
Marine Biodiversity
全球蝴蝶监测的
现状与数据格局
建立全球蝴蝶指数的核心基础，是目前已知针对单一昆虫类群最详尽的数据库。该数据库汇集了1990年~2023年间，来自37个国家、3636个监测点的1055种蝴蝶，共计45492条种群时间序列数据。作为参照，2018版“地球生命指数”（LPI）涵盖了5230种脊椎动物的31821条种群时间序列。从数据规模来看，蝴蝶监测在记录深度上已经具备了显著的代表性。
尽管数据量巨大，但空间分布不均仍然是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在过去的35年里，参与监测的国家数量和覆盖物种数虽然保持了增长态势，显示出监测工作的持续推进，但这种增长率在2010年之后出现了放缓迹象。随着《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的实施，科学界期望能借此契机重新获得监测增长的动力，填补地理分布上的空白。
除了空间偏差，分类覆盖率不足也制约了指数的全面性。目前纳入监测的1055个物种仅占全球蝴蝶区系的5.2%，且并非随机抽样。现有的监测样本表现出明显的偏向性：飞行期较长、中等体型、属于蛱蝶科（Nymphalidae）或粉蝶科（Pieridae），以及常出现在受人类活动干扰生境中的物种，在数据中占比过高。相比之下，大量在全球范围内分布的其他蝴蝶物种，其自然史信息依然匮乏，甚至连基础的性状数据也尚未建立。这种样本的非随机性意味着，当前的监测结果可能更倾向于反映那些与人类环境共存的物种状况，而忽略了更为脆弱、或分布在偏远地区的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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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被誉为“印度洋上的进化实验室”，其蝴蝶类群展现出极高的特有性，在约300种已知蝴蝶中，有超过70%的物种是该岛所独有的。它们是热带雨林和落叶林生态系统的重要传粉者，也还是研究物种岛屿化演变及遗传漂变的关键样本，但受限于栖息地丧失，许多特有物种正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上图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一些蝴蝶标本。©Linda Wong 摄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Marine Biodiversity
首个全球蝴蝶指数
带来的启示与挑战
在构建“全球蝴蝶指数”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采用了与“地球生命指数”（LPI）一致的计算方法。考虑到该方法基于年度种群增长率，而一年发生多次世代的蝴蝶物种易受气温升高影响而增加世代数，为确保准确性，分析范围被缩小至1995~2020年间采样的213种单世代蝴蝶，涉及10386个种群样本。
初步监测结果显示，全球蝴蝶种群呈现出平均下降的趋势，指数值为0.76。尽管这一整体变化在统计学上尚不显著，但不同地理区域的表现差异巨大。在数据覆盖最充分的北美地区，蝴蝶种群出现了显著下降，指数值跌至0.37；欧洲地区也呈现下降趋势，指数值为0.79。相比之下，由于监测样本极度匮乏，世界其他地区的指数值虽然显示为增长，但伴随着极高的数据不确定性，难以反映真实的生存现状。这种区域间的数据失衡，正是导致全球总指数出现波动的主要原因。
为了进一步探究种群下降的深层原因，研究团队根据物种对生境的偏好进行了分类分析。
结果验证了科学界的预期：那些回避人为干扰生境的物种（涉及32个物种，1262个种群），其衰退速度明显更快，指数值仅为0.44。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与人为干扰生境相关的物种（涉及49个物种，4010个种群）在平均数量上有所增加。此外，对水分条件有特定要求的物种——无论是偏好湿润环境还是干旱环境——都表现出比广适性物种更剧烈的下降趋势。
这些数据表明，生态位较窄、对生境要求苛刻的蝴蝶物种，在全球环境变化中正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生存压力。虽然部分结果受限于样本量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其趋势与生物学预测高度吻合。利用物种的功能性状来预测哪些种群对全球变化更为敏感，将成为未来制定精准保护策略的重要手段。填补监测空白，尤其是加强对非人为干扰区域和特定生境物种的追踪，是完善全球蝴蝶指数、真实还原昆虫多样性现状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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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环纹袖蝶（Heliconius cydno）的腹面图，拍摄于中美洲圣路易斯动物园的孟山都昆虫馆。摄影：罗伯特·劳顿（2006年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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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蝴蝶监测
优先任务
构建全球蝴蝶指数的研究结果，既证实了蝴蝶作为生态指标的巨大潜力，也揭示了当前监测体系的严重局限。尽管部分地区的蝴蝶种群呈现出明显的衰退趋势，但要形成真正具有全球代表性的评估结果，必须在扩大地理覆盖范围和修正物种代表性偏差两个维度上取得突破。
目前的监测数据高度集中在欧洲和北美，这种空间分布的极度失衡，限制了科学家对全球蝴蝶种群动态的推断能力，尤其是对于那些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且正积极履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的发展中国家。除了地理上的空白，现有的监测方案往往倾向于记录常见物种，而忽略了那些低丰度、难探测的类群。因此，未来的监测工作要向数据真空地带延伸，还得在现有项目中引入针对性协议、以覆盖那些目前被边缘化的稀有物种。
如何快速提升地理覆盖范围并确立统一的数据标准，是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欧洲蝴蝶监测计划（eBMS）和北美蝴蝶监测网络（NABMN）的经验表明，跨区域的协调与投入能够有效促成通用标准的落地。目前，印度等热带国家也已开始启动类似的监测体系。尽管工具和经验可以跨国界转移，但人力资源——尤其是专业协调员的知识储备和社区参与度——以及资金投入，依然是建立新项目的关键瓶颈。
与此同时，将分散的监测倡议整合为全球网络，需要加强数据质量、获取及共享方面的规范化。现代分析方法虽然可以整合多种数据源，但其效力的发挥有赖于基础数据的标准化。借鉴欧洲的经验，通过建立专门的网络来共享和共同开发监测能力，对于克服技术障碍、实现规模化监测至关重要。这不仅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也能最大化既有投资的科学产出。
从政策层面看，将昆虫纳入保护法规是推动监测项目落地的强有力抓手。例如，北美的繁殖鸟类调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指导着当地的保护管理，而欧洲草地蝴蝶指标虽起步较晚，但已被欧盟环境署采纳，并写入了2024年通过的《自然修复条例》。欧盟成员国已被要求在2030年前扭转传粉昆虫下降的趋势。然而，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国家级和全球级监测系统，任何旨在达成这些目标的管理行动都将因缺乏评估依据而难以衡量其真实成效。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新阶段，建立全球蝴蝶监测网络是科学研究的需要，亦是政策执行的必然要求，需要各国在政治和财政上给予持续支持，加强数据提供方之间的协作，填补长期监测的空白区域，方能在未来几十年中获得更具说服力的全球蝴蝶指数、为遏制全球昆虫种群衰退提供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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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凤蝶科蝴蝶体型较大，翅展通常在80~150毫米之间，后翅多具尾突，色彩以黑、黄、白为主，部分种类具金属光泽。上图是国家动物博物馆昆虫馆内的蝴蝶标本展柜，陈列的12件中国凤蝶科蝴蝶标本。涵盖了多种凤蝶，如玉带凤蝶、宽带凤蝶、蓝凤蝶等，均为凤蝶科（Papilionidae）成员，是中国本土分布的代表性蝴蝶物种。©Linda Wong 摄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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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现实挑战
构建全球蝴蝶监测网络，不是增加采样点那么简单，这里面有一系列深层挑战仍有待解决。
一是，传统的监测方法在面对生物多样性极高的昆虫群落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在欧洲和北美，监测方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志愿者的贡献，但，这种基于公民科学的模式并不适用于全球所有地区。在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尤其是热带地区，物种鉴定的难度极大，开展高质量种群时间序列数据的采集面临更高门槛。此外，在某些偏远或安全受限的区域，依靠普通民众进行生物监测并不现实，这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数据始终存在地理上的传统偏见，即原始生境的数据往往比受干扰区域更难获取。
专业调查虽然能部分弥补公民科学的空缺，但目前全球范围内完整的物种名录依然匮乏，分类学专家的短缺，也限制了监测工作的推进。即便是在具备监测条件的地区，样点选择和采样方法的权衡也是关键。例如，在森林生境中，单纯依靠传统的样线法或点计数法，很难同时兼顾林冠层和林下层的蝴蝶种类。目前，针对不同环境最有效的采样组合——如诱捕与样线法的结合——仍缺乏大规模的适用性测试。
数据收集之后的分析环节同样存在技术难点。种群丰度分析极易受到“移动基准线综合征”以及模型假设的影响。目前的LPI方法在处理昆虫数据时，对时间序列长度、区域权重等分析决策高度敏感。特别是对于一年发生多个世代的蝴蝶物种，LPI基于年度丰度估计的计算方式，很难区分种群总数的增减究竟源于代数的波动呢、还是个体密度的真实变化。为了绕过这一难题，当前的研究不得不将范围缩小至单世代物种，但，这又无疑限制了指数的整体代表性。
目前建立的全球蝴蝶指数仍处于原型阶段。除了数据偏差带来的局限，如何对现有的LPI方法进行修正（如平滑处理），使其能够适应昆虫种群剧烈的年度波动，仍需大量的基础研究。鉴于昆虫独特的自然史特征，如何将其准确转化为被广泛认可的生态指标，目前尚不明确。尽管昆蒙框架的目标可能惠及昆虫保护，但如果现有的评估指标对昆虫种群的状态变化反应迟钝，那么，这些保护目标在执行层面将面临失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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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柑橘凤蝶，属于凤蝶科凤蝶属的一种蝴蝶，也常被称为春凤蝶、橘凤蝶、燕尾蝶等。它的翅膀以黑色为底，布满清晰的黄白色斑纹，后翅末端有明显的尾突，整体形态优雅，是城市公园、庭院及果园中常见的蝴蝶之一。©Linda Wong 摄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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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全球昆虫种群丰度指标
建立全球蝴蝶指数不仅是为了保护特定类群，其核心意义在于动员各方力量，共同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昆虫监测体系。尽管技术层面的挑战依然艰巨，但整合现有监测资源，已成为开发陆生昆虫全球指标最为务实的路径。在执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的过程中，优先支持、并扩展已有的蝴蝶监测项目，是打破昆虫保护僵局的关键切入点。
具体的执行逻辑，还是在于利用既有体系开展多层面的能力建设。这包括举办技术培训、为青年学者搭建交流平台，以及充分利用欧洲蝴蝶监测计划等现有的数据共享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建立跨区域的资助机制对弥补数据真空地带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些生物多样性极高但科研投入相对匮乏的地区。
以蝴蝶为观测核心虽然存在局限，却能产生脊椎动物指标无法提供的实证数据。深入研究蝴蝶种群趋势与其他无脊椎动物类群之间的关联，有助于确保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真正覆盖到那些维系生态运转的小生灵。
过去几十年的监测进展，已经给这项工作奠定了基础。要将目前的指标原型转化为具备权威性的全球指数，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在于修正全球采样不均的问题，并针对昆虫的生物学特性，来优化“地球生命指数”（LPI）的计算模型。所有分析方法的改进，最终都取决于监测覆盖范围的代表性。
研究人员指出，科学界应当利用这一势头，在全球及国家层面设定明确的监测目标。整合历史数据、并加强对数据缺失地区的投入，产出急需的昆虫种群趋势指标。将昆虫纳入全球政策框架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但这对于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而言必不可少。缺乏像蝴蝶这样具有指标意义的体系，昆虫就难以进入国家级的生物多样性汇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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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国家动物博物馆内陈列的15件鳞翅目昆虫标本，每件标本下方均附有中文名称与学名标签。从上至下、从左至右依次为：第一排左侧为褐钩凤蝶，右侧为丽蛱蝶；第二排左侧为依帕绢蝶，中间为红翅尖粉蝶，右侧为大艳眼蝶；第三排左侧为显脉球须刺蛾，中间为金星垂耳尺蛾，右侧为红肩棉黄蛾；第四排从左到右是花布丽灯蛾、旋夜蛾、六点沟蛾；第五排为黑脉厚须螟、点带草娥、棕色卷蛾、黑臀蓑蛾。©Linda Wong 摄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目前，这项旨在填补昆虫监测空白的科研项目得到了阿伯丁集团慈善信托基金和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的支持。科学家们认为，虽然蝴蝶在全球范围内的衰减程度已初见端倪，但若要制定有效的保护干预措施，仍需大幅度提升对昆虫种群的采样频率和地理覆盖广度。只有建立起持续且真实的监测体系，才能准确判断生物多样性流失的临界点，并为生态修复提供实证依据。
(图文无关)▲昆虫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也深刻的影响了人类的历史文化。上图是一幅木雕汉字艺术作品。这些字多以“虫”为部首（或构件），反映汉字“象形→会意→形声”的演变，如“虫”本义指蛇，后泛指昆虫、节肢动物；“蝗”（蝗虫，形声，从虫，皇声）、“蜂”（蜜蜂，形声，从虫，夆声）等通过“虫+声旁”表意兼表音。©Linda Wong 摄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作为受关注度最高的昆虫类群，蝴蝶在引导社会转向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桥梁作用。在人类世的背景下，持续扩大蝴蝶监测项目，将决定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能否真实记录生命树上的剧烈波动。只有依靠覆盖广泛且科学严谨的网络，人类在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时，才能拥有真正全面且精准的数据支撑。
感兴趣的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读者可以参看该研究的全文：
Riva F, Schmucki R, Cooke R, et al. Addressing gaps in butterfly population monitoring to catalyze global insect conservation[J]. Conservation Letters, 2026, 19(2): e70037.
感兴趣的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读者可以参看该研究的全文：
Riva F, Schmucki R, Cooke R, et al. Addressing gaps in butterfly population monitoring to catalyze global insect conservation[J]. Conservation Letters, 2026, 19(2): e70037.
01
全球蝴蝶指数
全球蝴蝶指数（Global Butterfly Index）是由英国生态与水文学中心（UKCEH）牵头开发的全球首个针对单一昆虫类群的种群丰度指标。该指数借鉴了脊椎动物监测中的“地球生命指数”方法，通过整合全球范围内成千上万条蝴蝶种群的时间序列数据，旨在反映全球昆虫多样性的动态变化趋势。它是评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达成进度的重要实证工具。
02
核心生物多样性变量
核心生物多样性变量（Essential Biodiversity Variables, EBVs）这一概念是由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GEO BON）提出来的，指代监测生物多样性变化所必需的一组最小、核心的数据指标。种群丰度（Population Abundance）就是其中最关键的变量之一。它能够直接反映物种的繁殖成功率、环境承载力以及灭绝风险，是连接原始监测观测值与高层政策指标之间的一个桥梁。
03
单世代物种
在生物学中，单世代物种（Univoltine Species）是指在自然状态下，一年循环中仅完成一个生活史周期的生物。简单来说，这类生物从卵出生、生长发育到成熟繁殖，每年只发生一个世代。这一现象在昆虫、节肢动物以及某些植物中非常普遍，尤其多见于温带和寒带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季节更替明显，气候条件仅在一年中的特定时间段（如夏季）支持生物的活动与繁殖，因此生物进化出了与环境周期高度同步的生命节律。
在本文中这个关于“全球蝴蝶指数”的研究中，单世代物种成为了科学家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因为需要排除气候干扰、确保数据的纯净度以及预测的准确性。因为随着全球变暖，许多原本一年发生两代的昆虫，可能会增加到3代、甚至更多。如果在监测时统计全年的个体总数，数据增长可能仅仅是因为它们“多生了一胎”，而非生存环境变好。世代物种每年只出现一次，其数量的变化直接对应了当年的生境质量。通过分析这类物种，科学家可以更准确地识别出环境压力（如农药使用、栖息地破坏）对生物多样性的真实影响。而且，它们的生命周期高度固定，对季节变化的敏感度极高,如果一个单世代物种的出现时间发生大幅偏移，往往可以看作是生态系统失衡的早期预警信号。
思考题·举一而反三
【思考题】这个研究构建了全球首个蝴蝶种群丰度指数，打破了长期以来生物多样性监测过度依赖脊椎动物的“数据偏见”，为占据陆生生物绝大多数的昆虫群体建立了科学的评估范式。虽然不完美，还是客观地指出了全球监测网络在热带地区和稀有物种覆盖上的严重真空，迫使科学界重新审视现有的保护策略。对了，53位作者，小编认真数了数，里面似乎没有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照例，举一而反三，我们来思考几个小问题（没标准答案，仅供激发好奇、启发思考）。
图源：Conservation Letters
Q1: 长期以来，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高度依赖以鸟类、哺乳类为核心的“地球生命指数”（LPI）。然而，昆虫占陆生生物物种的70%，其生命周期、环境敏感度与脊椎动物截然不同。如果蝴蝶这一昆虫界“旗舰类群”的监测覆盖率仅为5%，且北美种群已出现63%的剧烈萎缩，那么，过去几十年基于脊椎动物数据制定的全球保护策略，是否在系统性地忽视生态系统基石的崩塌呢？换句话讲，你觉得，保护生物学的“脊椎动物偏好”是否正在误导全球生态决策？
Q2：这个研究里面提到了，说目前的监测数据高度集中在了欧洲和北美等高收入地区，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带及中低收入国家仍处于“数据真空”。那么，当保护政策日益依赖大数据和标准化指标时，这种基于“志愿者文化”的监测模式是否会强化一种科研霸权——即只有被发达国家观测到的物种才拥有“被保护的科学依据”，而那些处于监测盲区的生态危机则因缺乏数据而被迫“消声”？你觉得，公民科学的“地理偏见”会不会加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不平等呢？
Q3：这个研究提到，他们在处理多世代物种时表现出“极大的谨慎”，因为气温升高可能导致昆虫年发生代数增加。那么回过头看的话，在监测数据中看到的某些物种数量增长，究竟是种群健康的真实回升，还是它们在环境压力下被迫加速生命周期的“末路狂欢”？面对气候变暖，物种丰度的增长究竟是复苏信号呢、还是生态陷阱？如果无法在监测方法中区分“个体总数增加”vs“世代更替加速”的本质区别，又会不会面临着误判全球变暖生态后果的风险呢？
Q4：这个研究里面讲到了，说目前监测数据高度偏向于蛱蝶科、中等体型及受人为干扰生境的物种。不过，即便是监测网络向热带扩张，如果依然依赖现有的路径采样（Transect）、或诱捕法，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只是在全球尺度上复制了一种“路边效应”呢？这种基于可达性的采样逻辑，是否会导致建立的“全球指标”本质上只是一个“次生生境演替指标”？如果那些对原始生境高度依赖、低扩散力、且难以被标准协议捕获的隐秘物种（如林冠层特有种）正在静默灭绝，那么一个由“广适性物种”支撑的增长或稳定趋势，有没有可能，反而成了生态系统功能崩溃的某种“粉饰工具”呢？
Q5、这个研究团队提到说，未来可能通过地理加权来来解决采样不均。但，我们换个角度想想。从宏观生态学角度看，欧洲和北美的蝴蝶种群动态受土地利用变化（如集约化农业）主导，而热带和深远地区的种群则受极端气候事件和生境破碎化支配。将这些驱动机制完全迥异、统计学特征（方差、自相关性）又完全不同的时间序列，强行用某种数学手段（如LPI模型）来归一化为一个单一的“全球指数”，你觉得，这究竟是科学上的进步呢，还是为了迎合政策制定者（如#昆蒙框架）对“简单数值”的近乎病态的需求而进行的统计学妥协？换句话讲，指数构建中的这类“地理加权”的逻辑，会不会在科学中伪造出一种不存在的“全球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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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源 | Riva F, Schmucki R, Cooke R, et al.(2026)
编译 | 王芊佳
编辑 | 海潮君
排版 | 卢晓雨
时间 | 2026年4月1日
本文参考资料
https://conbio.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con4.70037
https://www.naturetoday.com/intl/en/nature-reports/message/?msg=3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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